2022.5 写在临床之前
不考研有个好处，大五可以好好过。当然这只是两种可能性之一。
医院的医生更喜欢规培生而不是实习生。培养一批的一问三不知再问全忘了的“小白”是件费心力的事，所以有些科室根本不会同意实习生上手。到底是苦力还是累赘，大概是不能由我们说了算的。
拜疫情所赐，本届的见习结束得糊涂，实习则开始得匆忙，一些延后的理论和操作考试甚至要穿插在实习的间隙。拿到胸牌，我也要成为无薪的上班族了。
在这个病毒、期末、见实习安排打架的夏天，我在进入临床前接到了第一次随访任务。那是为年轻老师布置的，要我打一百个左右的电话，做一次回顾性访谈。对象是一批几年前就癌症晚期的病人。
“打一个电话背十个单词。”
“到整点我一定开始打。”
“配合我就接着打，不配合我就先玩会。”
这项工作彻底激发了我的社恐和拖延症，让室友看尽了热闹。自信面具和满口大话让我总被误会为有魄力的那个，实际上我才是最不像医生的胆小鬼。
于是我总结道：还好没选肿瘤科。
都说社恐的根源是害怕得到负面评价，但我却是怕伤人。对面是丧亲的人，我怎么好意思追问不休？但我又想，这也是害怕被评价吧，害怕别人的痛否认掉我的善。也许是种自怜。
在被误会为诈骗犯一千次和得到电话停机/病人去世的结局一万次以后，我终于失去了在电话间歇胡思乱想的能力。麻木定律终于在我的身上应验了。
事实上，动物实验、大体解剖我从不会像一些同学那样做噩梦、心怀愧疚或吃不下东西，一站几小时的体力消磨和扑面而来的知识量让我无暇他顾。前些日子在读《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》的时候，读到作者写她在医学院经历这些时的难过，我会觉得讶异。但我会莫名其妙记住一些不必记住的事。
比如某只顽强的兔子，在并不专业的操作下不幸失去了做“安乐死”的耳缘静脉，组内同学想用气管窒息的方法，而老师执意寻找并不便操作的颈静脉注射，最后弄得鲜血满地依然没达到目的。究竟那种方法更合伦理，我们为一直必死的动物争得耳赤又愤怒。
比如某组大体老师胸前的祈福币，我记得它的纹路，因我分离了ta的肉体却将这枚来自家属的牵挂保护完好。
比如某位早逝的少年，先天疾病让ta的身体结构几近扭曲，失去了学习与考试的作用，但那对父母做出捐献的决定，想必需要更大的勇气，这究竟是更无意义还是更有意义？
……
防止伤人。防止变傲慢。这是我一直告诫自己的。可真的能够如此吗？
柔声细语的请求被当做欺骗，强硬的“命令”才会让病人觉得安全。现实往往告诉我这些。
我们准备做医生的时候，想的是要使更少的人受到伤害，想的是治愈，现在反而成了伤害最多的那个。做回顾性的科研，向已去世病人的家属问话，要厚脸皮。所以，有时要在某些倒霉蛋的胸口捅一刀，才有力气用流出来的希望去救别人…可为什么人总是如此容易受伤？
我的小老师才工作没几年，头上已多白发。他笑嘻嘻地告诉我，有些家属态度不好，你把打完的电话拉黑就好了。人文关怀跟那些人生大道理没什么区别，懂的都懂，病人问一次你关怀，可是问到三四遍呢，纠缠不休呢，你永远比前一阵更忙，每个病人都是摞在手心里的一页纸，你以为每一页都很轻，但要摞一辈子呢？一直不停地摞呢？
前几天跟J连麦，J说觉得现在活到八九十很容易。在医院的人却并不这样想，我打的那些电话没人八九十。我说是幸运的人活到八九十很容易，很幸运的那种。
縠波初现，生活微澜，我终于知道它并非死水。书读到现在，虽不知有多少进了脑子，倒也知道了什么是需要战胜的。敌人自然不是患者，敌人也不只是病，也许包括了尚未平衡的人之常情，或善或恶。我将正面去遇我的敌军，以检验自己包装得过度良好的纸上谈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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